没考公务员的山东青年 - 小扑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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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省济南市，2017年度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公务员招考笔试开考，图片来自视觉中国。

常见的解释是与地域文化有关。受儒家学说和传统的“官本位”思想，这里形成了浓厚的“学而优则仕”文化和难以割舍的“仕途情结”。但总有意外，在一水的备考大军中，总有那么一两个反骨，做了非常规选择。

6月初，我联系到几位回到山东老家的在体制外的朋友，想要了解他们的生活工作状态，并探究这一职业选择的深层原因。

一、没考公务员的年轻人

李伟家面粉厂所在的村子在行政上属于青岛的一个县级市胶州，依托交通的带动，这里算得上富足，在大片的农田之外形成了个小工业园区，聚集着四五家工厂。

面粉厂在村头处，有半个足球场大小。6月初正是麦子收割的季节，早上5点多，天刚亮，三四辆装满麦子的农用三轮车排在面粉厂门口。

在一群晒得黝黑的中年人中间，李伟显得有些突兀，他20多岁，个儿高魁梧。身材一看便精心管理过，有着结实的胸肌、腹肌。如果不说他的职业，更容易会被认为是健身教练。他指挥着三轮车进厂，抓把车斗里的麦子看了下成色，然后让卖家把一车麦子哗哗倒进仓库。

他的装扮像个都市青年，但用当地方言跟比他年长很多的粮农讨论行情划价，又没有违和感。“我们干这事，其实是最土的。”说话间他又切换成普通话。

大学毕业后，李伟回老家跟随父亲创业，并逐渐接替他父亲，成为这家中小规模面粉厂的话事人。这在他的同学中算是个异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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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伟家生产出的面粉正在装车，图片来自采访对象

他学习称得上优秀，2010年考上青岛的一所一本高校。这一年，山东全省高考人数66万人，次于河南居全国第二，一本录取率仅为7.1%。

优秀的年轻人尤其是从农村走出来的年轻人，倾向于寻找一份稳定地体制内工作，来实现阶层跃迁。他毕业那一年，国家公务员考试报名人数在2014年达到峰值152万人。这一年，全国高校毕业生的总人数为727万人。山东年轻人对公务员这一职业的向往程度更甚。同样在峰值的2014年，山东省考共有28.4万人报名参加，这一年，山东应届高校毕业生人数为49.95万。

李伟没有考公务员，甚至都没有产生过这种念想。不是因为对这一职业存有偏见，更多是家庭因素的自然选择。

在他大学期间，家中的面粉厂规模扩大至日生产200吨，但销路却没有打开。作为独生子，他选择休学一段时间，开着一辆货车挨家推销，拓展市场。等到毕业，他自然接替父亲扛起大梁。

从李伟家一直往南走70多公里，穿过胶州市区便到了青岛的西海岸，这原属于县级市胶南，后来随着2012年大青岛地区的行政区域变动，胶南市被撤销，并进黄岛，形成新的青岛市黄岛区。

王阳还是习惯称自己为胶南人，他家离海边不过一两公里，附近有个渔船码头。不同于印象中海边的蓝天碧海沙滩，这里没有沙滩，用水泥砌成的长形码头伸向海里，两侧停靠着一两百艘渔船。

青岛海岸线长、海域广阔，这使得渔业成为当地的重要产业。靠山吃山，靠海吃海，王阳的亲朋不少人都从事和渔业相关的工作，捕鱼、养鱼、水产品加工等等。

他自认为在学习上没天赋，但好在能吃苦耐劳。所以从一所二本院校毕业后，他养过鱼，卖过水产干货，做过海产品加工冷藏。

现在他的主要精力在自家的水产冷藏厂里。这种工厂在当地并不少见，以“水产冷藏”为关键词在企业信息软件上查询，当地这类公司超过3000家。他们主要从渔民手中收购海产品，经过简单处理后放在冷库中冷冻，然后卖给鱼贩子。

无论是李伟还是王阳，他们职业选择的顺当之处在于父辈已有多年积累。尽管山东经商气氛并没有如江浙一带浓厚，在固有的思想中，城市中干净轻松的公务员/白领工作显得更为体面。但对于李伟王阳自己来说，相比较干净和体面，他们更倾向于自由和财富的快速积累。

面粉厂和水产冷藏厂的年利润都在200万上下，而最新数据显示，青岛地区平均工资为5474元/月，一年收入不到6.6万元。

二、没能实现的阶层跨越

“阶层”往往被按照职业这一标准来进行区分，马克斯·韦伯曾经用经济、权力和声誉三个维度来区分社会群体，而“职业”往往是经济收入、社会声望的复合体。尽管李伟们有着可观的收入，但这种中小规模的面粉厂和冷藏厂，在一些人尤其是父辈人的眼中，几乎与开店当个体户画上等号，难有社会声望。

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，公务员的较高的社会身份和社会地位，完善的社会保障和权力优势。尤其“权力优势”，在很多人眼中，公务员等同于政府官员，升职伴随着权力的扩张。这种权力包含各种利益和特权，例如工资外的福利待遇、子女教育、住房补贴，以及不可点明的灰色收入等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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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0年2月21日，山东邹城，公务员考前辅导班听课学生爆满。图片来自视觉中国

回溯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，80%的居民还是农民，城乡二元结构下，城镇居民生活状况虽然远好于农民，但除了少数高级官僚以外，内部分化也非常小。彼时，高考是社会阶层流动的主要途径，所谓“一考定终身”，只要通过高考成为“大学生”，就脱离工人、农民获得干部身份，并能够被“包分配”到处于社会相对顶层的单位。

后来到1996年，公务员招录机制改革，各级机关单位实行“凡进必考”录取方式，让公务员考录摒弃了血缘、门第、关系、文凭等因素，进行“玻璃房里竞争”。于是公务员成为高考之后的第二条透明的阶层跃升道路。

李伟们的父辈，靠农业起家，他们希望下一辈摆脱起早贪黑过于辛苦的赚钱模式，通过教育实现阶层跃升。由于家境尚可，无论王阳还是李伟，从小学到初中、高中一路走来都是重点学校，即便需要付一笔不小的择校费。

可他们还是走上了父母发家致富的路子。

一方面如上文所说年轻人对于公务员这一工作的执念略有减轻，另一方面也有现实的隐忧，没有背景靠山，一辈子在乡镇做基层公务员难以算上真正的阶层转变。

2011年，北大社会学系冯军旗博士生论文《中县干部》中，首次以系统的社会学实证调查，呈现了基层官员权力的“家族化”。根据一个家族出“干部”的多少，冯军旗把政治家族分为“大家族”和“小家族”，一个家族产生5个以上副科级干部为“大家族”，5个以下、2人以上的为“小家族”。最终他在中县竟然梳理出21家政治“大家族”，140家政治“小家族”。

“干部子女成为干部的机会，是非干部子女的2.1倍多。”早在2004年，中国社科院的《当代中国社会流动》调查报告显示，不管是公务员招录，还是进入企事业单位，“干部子女”往往更受青睐，且参加工作之后，这部分人更容易“上位”。课题组组长陆学艺当时曾指出：“如果三年、五年乃至十年、百年，长此以往，就不是2.1倍的问题了，这个数字就会高得多了。”

由于所在食品行业，李伟需要经常与相关部门打交道，各种经营资质、证件的要求让他有时会陷入到一种两难的境地，于是偶尔会对当初的选择感到后悔，并羡慕进入公务员队伍中的同学们。

三、未来的不安

李伟王阳们有着公务员赶考大军的共性：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，家人对其寄予阶层跨越的期望。他们似乎理应参与其中，却做了不同的选择。从主观来说，相比较轻松体面，他们更倾向于自由和财富的积累，在这点上父辈已经有所积淀。从客观来说，小城镇办事免不了关系二字，而父辈出身农村，即便考上公务员，没有背景也难言有快速晋升。

不在体制内，虽然意味着未来有更大可能，但也隐藏着很多不安。

在过去不久的四月，王阳没有睡过一个囫囵觉。按照以往青岛的休渔期为6月到9月，共三个月。但从去年开始，休渔期延长一个月，从5月到9月，共四个月。这意味着王阳要用4月一个月的时间，存够休渔期四个月的销量。他几乎24小时工作，去码头收鱼指挥工人加工，忙时亲自上手。

但他有隐隐的不安，他明显感觉到今年的收益不容乐观。一方面是人工成本的上升，一个工人的工资从2010年的两千多，涨到现在的三四千。另一方面是，近海的鱼越来越少。“往年一艘船出海，捕个五六万斤，今年两三万算好的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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